“新大众文艺”：从命名到命题

无论现代意义的“大众”概念何时形成，大众始终是一个顽强的表述主体。从古老的民歌、地方戏到现今的卡拉OK、广场舞，大众的活跃身影从未缺席。很大程度上，传媒历史的逐步进化，间接证明了大众的巨大吸引力。甲骨、青铜、竹简、纸张、平装书、报纸、电视、互联网，传媒的演变线索始终围绕一个主题持续延伸：接纳更多的大众共同参与。如何表现？表现什么？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大众的强烈吁求汇聚为演变的巨大动力。这种动力同时传送到文艺形式。古代文学之中的词、曲、章回体小说无一不是对大众的积极响应。如果没有大众的推波助澜，五四时期白话文的崛起与兴盛是不可想象的。

现代意义的“大众”概念具有纷杂的脉络谱系。无论是劳苦大众、工农大众、群众、人民这些不同的称谓，还是西方文化之中的mass与popular，大众概念背后隐藏多种观念的角逐。概括地说，人们可以解读出三种涵义：一、仅仅表示人数众多，一个中性的形容；二、带有明显的贬义，譬如蒙昧的乌合之众或者缺乏独立见解的庸众；三、正面的肯定性命名，譬如工农大众、革命群众。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肯定了大众的巨大作用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，大众才是真正的历史创造者。当然，这时的大众不仅表明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，更重要的是阶级的身份特征。阶级被视为社会构造的基本单位，同时成为鉴别大众性质的基本范畴。“劳苦”大众、“工农”大众以及他们身上的革命性质，恰恰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肖像。少数垄断财富的剥削者发号施令，旁若无人，然而，这些财富由大众的双手创造出来。大众必须充当历史的主人公——这个事实长期遮蔽于层层叠叠的传统观念背后，而文艺则应发挥其“还原真相”的作用。五四新文学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“大众文艺”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是，重新描述大众的历史地位，归还他们应有的文化权利——表现与被表现。1942年，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论述了大众的构成、文艺的表现对象与接受主体、艺术家的任务以及大众喜闻乐见的传媒与文艺形式等一系列问题。如果说，文学史上的“老妪能解”显现为一种艺术个性或者一种艺术风格的选择，那么，大众文艺的倡导基于新型的历史文化构图。这时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大众文艺不仅包含“人民”的历史地位认识，而且广泛涉及大众传媒与文艺形式。

很大程度上，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提出是与“新传媒时代”联系在一起的。文艺家已经察觉，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正在发生重大改变。围绕互联网的虚拟空间，文字与影像符号、图片、声音汇聚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区域，并且催生出众多富有活力的文艺形式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技术革命带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。互联网果断撤除各种多余的限制，大众纷纷作为表述主体坦然进入这个空间：“‘新大众文艺’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。创作者无须再像纸媒时代那样，苦心孤诣地构思写作，等待发表。新时代的所思所想，或键盘输入，或音像录制，须臾之间，心中块垒得以纾解，脑中所想得以倾吐。无论身份，不论阶层，门槛消弭，圈子打破，人人皆可为作者，老少皆可成博（播）主。”二十世纪上半叶，多数工农兵大众还无法自如地使用文字叙述自己的见闻，然而，当代的大众业已今非昔比：“现在不同了，义务教育普及，劳动者文化水平普遍提高，劳动者参与文学有了更广泛的基础。这个时代，几乎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拿起笔，记录他们的生活，表达他们对生活的感受、情感和认知。”（《延河》编辑部：《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》，《延河》2024年7月）这个意义上，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大众传媒恰逢其时。

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来自历史聚焦的转移

按照上述观点，“新大众文艺”首先对纸媒文化拥有的编辑出版体系发出挑战。对于空前活跃的大众说来，编辑出版体系仿佛退化为一种桎梏。如果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发表作品，编辑出版体系并非纸媒文化固有的技术性障碍，而是来自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。从审美趣味到叙述技术，大众必须接受精英观点的筛选。当然，哪怕是察觉到编辑的保守、狭隘、囿于小圈子趣味，哪怕陈陈相因的出版规则抑制了大众的自由发挥，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严肃论证的问题：纸媒文化的编辑出版体系真的已经完成历史使命了吗？

必须承认，精英/大众之间的张力仍然构成许多文化生产模式的内在结构，只不过大众介入的环节不同。科学技术领域，大众无法介入实验室的专业研究或者编写软件程序；大众作为消费者守候在市场的出口，市场的评价仅仅以反馈意见的形式重返研发与生产环节。事实证明，这种循环仍在产生正面效应。体育竞赛是另一种精英/大众的互动范本。尽管大众对于许多体育项目相当熟悉，但是，社会成员的体能与技能存在种种落差。体育竞赛遴选机制的意图是，期待落差的弥补促成大众的提高。显而易见，精英/大众的循环不可避免地形成等级的区隔，形成主从之分或者中心与边缘对于大众的压抑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甩下精英/大众的文化生产模式，展示理想的文化平等状态。这时，种种传统的理论预设不得不面临考验。“文艺”是不是某种边界清晰的专业？这将成为一个有待商榷的学术问题。大众能否突破精英构成的防线，作为历史的主人公进驻“文艺”？这涉及文化权利的重新分配。

大众踊跃地写出自己的故事——与“新大众文艺”相辅相成的另一个观念是，作为读者，大众同时对于自己的故事高度关注。他们的双手正在创造历史，这种自信是将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的理由。大众可能快乐豪迈，可能痛苦悲伤，但是，他们不再卑微渺小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——甚至自己也忽略不计。许多时候，大众遗忘自己的存在从而对那些异己的“远方”表现出超常的兴趣，例如帝王将相、宫闱秘事，或者武侠神魔、玄幻穿越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讨论“大众文艺”的时候，许多左翼批评家已经尖锐地指出这一点。生活在别处，大众将拯救苦难的希望寄托在“远方”的救世主身上，从未意识到自己身上隐藏的力量。迄今为止，这些廉价的安慰性想象仍然汇聚在各种“通俗”的类型文学领域，占有很大的市场。“新大众文艺”与各种类型文学分道扬镳，大众的觉醒是不可或缺的前提。帝王将相的文治武功，武侠神魔的惊险奇幻，这些情节带有多数人无法涉足的传奇性——传奇制造诱惑乃至迷醉；相对地说，“新大众文艺”充满烟火气息，甚至琐碎絮叨、家长里短，但是，这时的大众不再是英雄背后无名的平均数，他们的面容、经历、独特的悲欢浮现出来，跨出抽象的背景进入舞台中心。打开闸门，喧哗的日常生活景象一拥而入，堂而皇之地占用“新”的名义。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来自历史聚焦的转移。

从“传统”“市场”“大众”等维度深化对命题的思考

从五四时期“人的文学”“平民文学”到一个世纪之后的“新大众文艺”，这一条历史线索始终与三个问题相互缠绕，此起彼伏，或者针锋相对，或者遥相呼应：一、文艺形式与传统；二、市场的意义；三、大众的范围。

数千年的文艺史，遗存了相对独立的文艺形式体系。形形色色的文艺形式来源不一。一些文艺形式源于民间的自发创造，继而获得文人雅士的加工、修饰、完善；另一些文艺形式来自专业人士之手，例如诗歌之中繁杂的象征系统、电影镜头剪辑、交响乐谱曲，如此等等。这些文艺形式凝聚为传统，逐渐形成表述的规范，并且承担聚焦审美愉悦的功能。相对于个别文艺家，这些文艺形式是独立的、先在的，必须刻苦研习才能熟悉与掌握。追溯各种文艺形式的起源可以发现，它们曾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显示出强大的表现力，这种表现力恰恰是它们得以固定、独立、获得承传并且晋升为传统的重要原因。然而，对于“新大众文艺”说来，这是珍贵的遗产还是多余的累赘？无视《诗经》、楚辞、唐诗宋词的诗学积累，抛开王羲之以来的书法传统，从零开始的诗歌与书法能够跑多远？另一方面，相当一部分文艺形式与大众生活存在距离：古代文人雅士的情趣、感想以及农业文明的意象与大众的粗犷、风风火火或者现代社会的车水马龙存在距离，来自口头文化、纸媒文化的表述方式与互联网为中心的符号体系存在距离。“新大众文艺”多大程度地接受或者拒绝先在的文艺形式？这不仅涉及文艺家的认定，而且涉及审美标准的认定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的积累必将形成自己的文艺形式。这些文艺形式被视为传统文脉的延续，还是重铸另一种性质迥异的新型艺术语言？古往今来，相似的问题一直化身为各种理论命题盘旋在文艺史上，“新大众文艺”再一次要求理论的明确表态。

进入现代社会，文艺之所以脱离“我手写我口”的原始状态，文艺形式的规范仅仅是原因之一。与文艺形式紧密相连的是传媒体系。传媒决定文艺的符号品种。声音、文字、影像分别对应舞台、纸张与屏幕。多数传媒是人工产品，并且按照一定的模式运行。如果说，古代的传媒体系时常由王公贵族或者宗教势力掌控，那么，市场与商业愈来愈多地介入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。无论是报纸、书籍还是电影或者电视节目，大众传媒的运行需要相当高的成本，同时可能获取高额利润。现代工业为文艺的生产与传播制造了一个崭新的平台，电影或者电视的导演、演员、主持人以及企业经营者赢得的报酬是古代社会无法想象的。这个意义上，商业集团对于大众传媒的操纵乃至垄断丝毫不奇怪。商业的力量不仅影响作品的传播范围，而且干预作品的内容与文艺形式。商业与市场对于大众传媒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，但是，二者的逻辑并非“新大众文艺”的轨迹。无论是纸媒鼎盛时期还是电视机主导的年代，人人皆为作者只能是一种虚幻的渴望，多数人无法负担书籍出版或者电视节目录制的成本与技术要求。“新大众文艺”的希望由互联网点燃——个人的手机操作足以完成文艺生产的全部流程。尽管如此，人们没有理由无视另一个事实：互联网并非远离商业与市场，而是二者激烈争夺的中心地段。手机屏幕背后的商业博弈从未停止。“新大众文艺”如何栖身于市场与商业的环境？这个问题很快就会浮现。

“新大众文艺”之“新”不仅可以修饰“文艺”，还可以修饰“大众”。任何一个历史时期，当“大众”成为一个赢得赞誉或者遭受贬抑的社会群体时，另一些社会群体通常成为相对的参照。相对于劳苦大众或者工农兵大众，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或者书斋里的知识分子无形充当了“他者”。当然，各种社会群体的相互参照具有清晰的历史烙印。“新大众文艺”提出的同时必须考虑，谁是现今的大众？如果说这个问题过于笼统，那么，另一种反向的概括或许相对精确：谁不是现今的大众？诸多社会学文献表明，知识分子与企业家业已纳入现今历史阶段的大众成员，共同汇入历史的创造。这种认知与“新大众文艺”是否一致？文化的意义上，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界限的改变意味着什么？

“新大众文艺”的提出显示了特殊的文化敏锐，现在是展示这个命名内部理论涵义的时候了。醒目的命名转换为深刻的命题，理论涵义的充实是最为重要的条件。